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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日本人“干过一仗”

来源:南宁文学网 日期:2019-8-8 分类:剧本要闻

  我与日本人“干过一仗”

   李济生

  亲爱的读者,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。稍嫌絮叨,甚至跑题,让大家共享。

  难忘的一九七二年,十八岁的我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部队驻地在江苏省南京、镇江两市之间的大山边上。背靠着万里长江。是水陆两用整编坦克师,属野战军特种兵部队。

  一九七三年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,我接到上级命令:为加强战备,防止敌人突然袭击,于明日早上去南京市区站岗值勤。要求全副武装,荷枪实弹。(那时主要是防苏联突然袭击。)

  国庆节早上六时许,我已全副武装,迎着初升的太阳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站在了所安排的岗位上。我的岗位是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中,熊猫馆的走廊大门口。此公园原是过去皇帝们的后花园。园中有一个大湖,举世闻名。离八点钟开大门还早,周围很少见人,冷冷清清的。年轻及单纯的我,心里美滋滋的。站在这举世闻名的美景之中,不由我想起近两年来的种种事情。(请大家耐心听我叙述。)

  一九七二年,我已在济源冶炼厂工作三年,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,工厂的生活条件好,身体发育强壮。身高一米六八。十六岁时,几百人的大厂中,唯一我一人能搬起四百一十市斤的铅块,一支胳膊不打弯轻易举起一辆加重自行车。至今在老工人中传为美谈。我不谦虚地认为:当时是没有伯乐发现我这匹骏马,不然的话,世界举重冠军就是我的了。在厂里多次被评为“五好职工”。

  一九六九年,厂里炼出第一炉黄金,陈再道司令员(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)来参观,我有幸被抽出来专门服务这位上将,并坐了他的专车(调车时)。

  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一九七一年得到了平反,补发了几千元的工资。一九七二年,我报名参军。当我接到神圣的入伍通知书,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,在当时的年代,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,我整个身心飘飘然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连走路就好像是踩在棉花上那样舒服,就像飘在云上,也更像做梦一样。真没想到六年前因父亲问题牵连,就差那么一点被打死的我,还能有今天,成为一名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,而且还是特种兵。

  当兵以来,心里憋着劲要好好干。值得骄傲的是:一、在新兵训练营全营投弹成绩第一名;二、七三年全营负重爬高丽山山峰第一名;三、七三年全营(四个连队)年度全能技术考核第一名。营长让我在全营官兵面前做示范,树为技术标兵。当众表扬我是小老虎,让全营官兵向我学习。我只当一年兵,当时三至八年的老兵好多,十几个省、市的人,老兵们都很不服气。但成绩放在那里,没有办法。最近营领导推选我去上一年外语学院,毕业后定点援助非洲,当军事教官。现在已在我的老家搞外调。我的老乡们见我都夸我为河南争了光,给济源人争了光。之所以能在短的时间内取得可喜的成绩,其实主要是身体好、臂力大,脑子、动作都快。并且有武功世家的基因。说句笑话,就拿从野战军临调重要岗位站岗值勤的兵,也都是好里挑好。挑身材好的,素质高的,长得俊的,能说会道的。

  说起站岗的事,我偷偷地告诉你们两件事。当时我在部队都不敢说。一、有次野营拉练在上海奉贤县,在上海市最大的剧院慰问演出,抽我佩冲锋枪上刺刀站大门岗。人多很拥挤,有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,后面几个故意把前面一个推到你身上,靠着你,嘴里的泡泡糖吹到你的脸上,还调皮地说:“解放军同志,对不起!”搞得你哭笑不得。

  二、我们的老营房,背靠着大山。连队里养的猪、羊有一段时间不断被狼吃掉。同志们都要求站双人岗,就我一个人不同意。并且还说:“当兵的怕狼,以后怎么打仗?”就这样我逞英雄一个人站单人岗。大家轮两次我轮一次。在坦克、高射炮的阵地上,方圆几华里就一个人。有一天的后半夜,一只大灰狼和我发生对峙半小时之久。枪里没有子弹,我用刺刀对着狼,我想一下子戳不住,我就用胳膊夹住它的头。下面的过程是:狼叫一声,我叫一声;它往前挪一步,我也往前挪一步;待离我二三尺远想扑我时,我像野人一样拼命大吼一声,用刺刀猛戳而去,狼吓跑了,我出了一身冷汗,终身难忘。但还不能说要站双岗的软话。

  对不起读者,在正戏未出来时先出一小场垫戏,让你们多了解一点我在部队的生活。

  当我正在浮想联翩,沾沾自喜时,天知道乐极生悲。一场大祸悄悄来临。忽然,一辆中巴客车在熊猫馆大门边停了下来。从车里陆续下来七八个日本籍游客。(翻译人员告知我。)在一个中国翻译的陪同下,鱼贯进入熊猫馆内。

  当时,馆内两个大铁笼里关着两种熊猫: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国宝大熊猫,一种是棕红色的小熊猫。各有好几只之多。那几个日本人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熊猫,格外兴奋,并哇哇地大喊大叫。每个人都手持闪光较强的照相机,给熊猫不停地拍照。这时的熊猫也可能是刚睡醒不久,被眼前这阵势惊吓到了,在笼子里一蹿多高。头部几乎顶着笼顶。并不停地凄厉地嚎叫着。而那七八个日本人开心地哈哈大笑,在笼外也不停地喊叫着,蹦跳着。

  因我从小在电影及书本里,看到太多的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恐怖画面。参军后又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,心中特别仇恨日本。现刚巧又是在南京的地盘上。二十岁的我正是血气方刚之时,目睹此景,我也没来得及想什么,走上前去,面带怒色,立刻用手势及严厉的话语制止他们这近似疯狂的举动。可他们冷眼看着我,毫不在乎,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,好像我不存在似的,我气愤极了,火冒三丈,脑子当时一片空白。掏出手枪,瞪大眼睛,冲他们一轮,用枪指着他们大吼:“干什么!都给我放下!滚!”瞬间,空气好像凝固了。那些日本人都给吓愣了,都木然地放下手中的相机。一个个垂头丧气、气呼呼地走出馆外,灰溜溜地上了车。翻译走到我跟前,小心翼翼地说:“解放军同志,你今天可惹麻烦了。”我毫不客气地回答:“球!我才不怕呢!”

  熊猫馆恢复了原先的平静,我稍感觉心慌意乱,有些不太好的预感。大约一小时后,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。我被换岗。送回部队接受讯问、批评。并要求写出深刻检查,等候处理。后来,我才得知,那几个日本人上告有关部门,说我用枪威胁他们,表示严重抗议。首长告诉我此事性质很严重,已引起小的国际纠纷。

  通过七天的批评教育,我也真正认识到我所做的有些过分,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加在了日本人民头上。今天我想:这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,如果放在今天的网络时代,那造成的影响会更大。我可能就成了反面的网络红人了。

  后来因此事取消了我在重要岗位站岗值勤的资格。上外语学院未获通过。营某党委委员在会上研究时上纲上线地说:“李济生,个性太强,目无组织领导,并用枪威胁日本人。这样的人去上外语学院会丢部队的人,如以后出国会丢中国的人。”此委员是牵引车教导队队长,我学开车时,他曾用螺丝刀扎破了我的手掌,我说他这是军阀作风。就这样,我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进步机会。尔后的好几天里。我整晚都睡不着觉,最怕早上部队起床的军号声。有些悲观失望,不想见人。

  在以后的两年服役期间,因受此事件的影响,也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。但有那么二三件事,趁此机会告诉大家。这几件事充分说明我能做出常人想不到的事。

 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,多兵种联合海上演习两个月,准备解放台湾,按要求每个人都把血型写在衣领上。私人物品的提包上缝上每个人的家庭住址。指导员战前动员,宣布牺牲的抚恤金标准为:战士一百五十元,干部三百元。我问指导员:“为革命牺牲就不要说钱,凭啥干部是战士的一倍?”

 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冬,我所在的部队在杭州湾陈山岛野营拉练。邓小平同志当时是副总理,参观上海金山工程后拐到陈山岛雷达基地视察,离我们的临时驻地两华里远,部队选我去接受邓小平接见。因受报纸、电台宣传的影响,我不去。

  一九七六年搞退伍工作,我估计会让我退伍。就和另一个高干子弟(其父是安徽省高院副院长)我俩写了血书,大意是:我们俩都是技术标兵,退伍不回城市,苏联上万辆坦克陈兵边境,我们要去边疆,炸苏联的坦克,保卫祖国,扎根边疆。后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专门为我俩的事回了个批复文件,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条件,其中一条是家里同意。那时的国家政策是副营级都不安排工作。七六年全军只有我二人提出这样的要求,属新生事物。后来让我俩到多个部队去做先进事迹报告。闹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去成边疆,都退伍回到了各自的老家。原因是双方的父亲都病危了。(真的病危了。)

  如今我已满头白发,儿孙满堂。沾了父亲大人的光,在济源市人民医院工作了近四十年。作为一个骨科医师已退休三年仍在工作岗位上。但我从来没有为此(与日本人“干过一仗”)而后悔过。不管咋样,我跟日本人“干过一仗”。(谢谢阅读,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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