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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“普通”的事(散文)_1

来源:南宁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文化资讯

一、撒谎

我正巧坐在一个中国少妇身边,她带着一个七岁的男孩,一路上滔滔不绝,大谈特谈中美差别,举例也精确无比,多是指责中国人的品性。我至今还能背下她的一些话。

飞机进入美国领空时,我换了一个话题,想和她深入探讨过美国海关的事项。我拿着空姐发放的随身物品申报表,有些不知所措。读了表上的说明,我意识到自己携带了不能入关的物品——茶叶和枸杞子。美国农业部把外国食物、植物和种子视为危害,严禁旅客携带入境。

见我和那张表较着劲,少妇倒乐了,说你干嘛那么认真呀?她建议我别申报携带了违禁品,因为美国的农业官一般不会开箱检查,除非觉得你可疑。她笑着说,你压根长着一张不让人生疑的脸,还怕什么?可是,我觉得事情不这么简单,我的理由是,不如实申报就叫撒谎,一旦查出,我和美国的关系就算走入了死胡同。她再次劝我时,已经开始举自己和丈夫为例。她嫁的是一个美国人,丈夫得知她喜欢喝大陆绿茶,每次赴大陆办事都会捎几盒回美国。据她说,她叫她丈夫过海关时不要申报茶叶,因为如实申报的坏处显而易见,农业官有可能会没收违禁品。果不其然,她丈夫每次都能侥幸过关。她竭力劝我撒谎时,思绪显然已摆脱她先前对中国人品性的指摘,似乎为她传授给美国丈夫的“聪明”举动沾沾自喜。我当然不怀疑她故事的真实性,我抱着参考的态度,又征询了前后几个中国人的意见,他们都说不必搭理表上的条款,一句话:蒙混过关。是啊,撒谎已经成了国人与好运投缘的利器!

傍晚,飞机准备在芝加哥机场着陆时,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:我如实申报了自己携带的茶叶和枸杞子,注明是自己饮用。我和少妇意见的不一致,导致她认为我存心跟自己过不去,有点知识分子的迂腐。

入关时,如少妇所说,美国农业官是最后一道关卡,他们就像等着收学生作业的老师,逐一收下旅客递交的申报表,然后指示他们该走哪条道。他们设置的关卡背后,有两条相互垂直的道,通向不同的门。我拖着行李箱,向关卡的农业官递交了“作业”,他飞快瞥了一眼我填的表,便把手挥向他身后一条又长又直的道,示意我朝尽头的门走去。

门之前的这条道上,没有一个人,按照少妇的提醒,开箱检查应是小概率的事件,那么我无疑是正走向检查室的门。当我想起那少妇说的话,“你这叫自投罗网,主动让他们没收违禁品”时,我的脚已迈进那扇门——没想到门里根本不是检查室,那扇门竟是机场的出口之一。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,农业官看了诚实填写的申报表,竟宽宏大量地放我入关。

我站在出口,欣慰不已,为自己经受住了诚实的考验感到欣慰,同时也对另一条道上的景象感到不安,那是一条基本由国人排成的稀稀拉拉的长队,我原以为是通向出口,这时才明白长队是通向检查室,估计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触犯美国的天条——不得撒谎……这件事不只证明,中美存在文明的差距,诚实在美国等同利益,撒谎在中国等同利益,同时也让我懂了法治社会并非没有弹性,这弹性来自别人对你的信任,没有诚实当然也就不会有信任。

二、旧少弱小

只要进入台湾的那一片天地,我的心里总会飘忽出快乐。哪怕并不值得赞美的一栋丑陋的旧楼,我都能在它身上召唤出好感。探究一下原因,其实就不难理解。我发现,哪怕是一幢快要倒塌的旧楼,它也被“保养”得很好。当然与“保养”相配的,并不是大陆人想象的粉刷、贴瓷换砖或重修等。“保养得好”,指的是他们对待旧楼的态度:对待旧楼,他们没有一丝怠慢,就像对待新楼一样,坚持不懈维护它的干净、井然有序,并不因旧,就乐于接受杂乱无章和邋遢。

我曾在秋夏冬三季去过台湾,每次都到台北耕莘文教会的那幢旧楼办事。初次看见时,用我在大陆的见识来衡量,以为它建成不过十来年,可是当耕莘的文学总监许荣哲告诉我,它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倒吸一口气,完全呆住了。大陆那些已有五十年楼龄的旧楼,绝不会有这么年轻的面容!首先它的水泥立面毫不斑驳邋遢,莫非是台湾的水泥有抗拒时间的魔力?值得赞美的当然不光是台湾的水泥,我在南京一些民国建筑身上,一样看得到类似的水泥魔力。比如,南京升州路上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美纸行旧楼,立面的水泥并没有给人行将朽败的晚景,相反,浅黄的砂砾层竟无一处剥落,没有大陆新楼建完十多年就会显现的颓象。耕莘文教会旧楼的内部,并非金碧辉煌,它朴素得没有一点架子,但又干净整洁得令来客小心翼翼。它内部的布置,充分体现出修养和人性。比如,木楼梯上铺着地毯,既体现对来客膝盖的关心,也防止声音惊扰一楼的教堂和礼堂。所有木头的漆面,既旧又新。因时间的长久,红漆已变得暗沉,但漆面又得到小心维护,光可鉴人,没有一处剥落,犹如一层新漆。当我在楼里走动,见不到任何因惰性造成的卫生死角,我感到了因朴素和人性合力,造就的愉快和魅力。比如,每一层的走廊上,总会见到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桌,它们仿佛是立在墙边有着永恒耐心的服务员,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来客。因在耕莘教创作课的缘故,我曾上百次的走过走廊,从未见过有谁坐过那几把椅子,但让我感动的是,虽然用到走廊桌椅的概率很小,据我的观察,大概小于百分之一,但管理者并没有撤走它们。这种景象在境外并非偶然,

我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时,看到过类似的景象。哥廷根大学有的是户外草坪,那是学生打盹,畅饮作乐,或聊天的佳处。当我走进哥廷根大学一幢文科楼,我看到并不长的走道里,同样摆着一排椅子。我匆忙进出该楼多次,并未觉得它们想要提供的帮助,对我有什么用。直到有一天,我接到哥廷根大学电台的采访邀请,他们派了一个女生,与我约好去文科楼商谈细节。

德国真是不辜负它的高纬度,六月下旬的寒气,令我穿上行李箱的所有衣服还嫌冷。大概那女生早已习惯了德国六月的寒天,她等在大楼门外,口吐着白腾腾的热气,问我在户外谈还进走道谈?我已冻得浑身哆嗦,当然毫不犹豫推门进了楼。平时并不起眼的那排椅子,这时格外惹眼,我和她坐下足足谈了一小时,直到谈定所有细节。其间,因我的英语不佳,她不得不起身,到隔壁教室搬救兵,找来一个中国学生。那排椅子成了这场漫长交谈的功臣,三人起身告别时,都身心轻松,很庆幸走道里有这排椅子。我更是感到,平时没人坐的这排椅子,与我真正有缘。这排椅子平时不管多么不起眼,多么虚度光阴,但对用过它的人来说,就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生灵。文科楼门外,同样摆着一排木椅,因风吹雨打,日头暴晒,漆面已经斑驳剥落,但无损它是我心中一盏人性的灯塔。

这样的人性灯塔,我一样在美国见识过。我曾在美国弗蒙特中心待过一段时间,那里的椅子一样也会充分体现它的人性。当你饿了走进中心食堂,发现厨师还没做好饭,饭厅门边就有一排U形沙发,等着你和它厮混一会。当你来到灰楼(楼内全是作家工作室),打算换鞋进楼,门边就有几把舒适的椅子,等着你坐下来换鞋。椅子同样令住处充满人性。我居住的别墅,门里门外各有几把椅子,哪怕我一次也没有用过,但我感到它们在提供一种无形的温暖,它们不以数量论英雄,哪怕白等千次,也不愿错过你的一次需要。

相反,这类充满人性的椅子在大陆十分稀有,除了可以在宾馆门内见到,总体说来,它们在办公楼、食堂、宿舍楼等已经绝迹。为什么这类椅子不受大陆人的待见?原因并不惊人。我们早已习惯给所有事物划分等级,并认定能令我们崛起的事物一定是新、多、强、大,恰恰忽略那些旧、少、弱、小的事物,忘了它们才是新、多、强、大的人性地基,这样的地基不牢,我们怀有的梦想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借助一纸红头文件,让这样的椅子遍布大江南北,但这不等于说,对小概率、弱小、旧事物的关心,已发自全民内心。

三、去魏玛

为了不迟到,我提早十分钟来到哥廷根火车站的月台。可是好像存心捣乱似的,一进月台,就见一列有三节车厢的火车已停在月台边。这列火车太特别,短得惊人又没有标识,鬼知道它要往哪里开。我像个老人小心翼翼,反复核对月台上的时刻表和显示屏,心里祈祷:但愿这趟火车是去魏玛的!

记得学生来法兰克福机场接我那天,我第一次领教了德国火车的“坏脾气”。那个自信满满的男生,一直沉思不语,等找到去哥廷根的站台,才开始和我聊天。聊的时候,他好像受着什么煎熬,每隔几分钟就要扭头瞧一眼显示屏。我以为他怕看错时间,就安慰道:“别急,时间还早呢。”没想到他摇摇头说:“我最怕这个时候火车临时换站台。”“临时换站台,不会吧?!”我瞪大了眼睛,不敢相信德国会有这种事,这事就算发生在中国也没人相信。我们候车的站台,送走了一列又迎来一列,离预定时间还差三分钟,他脸上出现了惊慌的神色,“不好,车换站台了,你看,黑屏了!”我这才发现,原本显示停靠车次的显示屏,就像断了电,一片漆黑。好在他经验十足,很快发现那趟去哥廷根的火车,改停在我们背后的站台……

为了去魏玛,我起了个大早,月台上碰不到一个人,眼见开车时间临近,我带着一身“英雄气概”,闯进了空荡荡的车厢。走遍三节车厢,没碰到任何人,我焦急不安,直接闯进了驾驶室。随着一股浓香扑鼻而来,只见一个大妈似的女列车员挡住去路。我如遇救星,赶忙打听:“这趟车是去魏玛的吗?”没想到她一开口,我差点晕倒。她热情洋溢,却叽里呱啦向我倾泻着德语。当我表示只懂英语,一阵叽里呱啦的德语声又向我扑来。我急得涨红了脸,意识到她不懂英语,只得落荒而逃。刚回到月台,就见一个脸上布满皱褶的矮老头,焦急地朝我奔来。他一开口,我脑子一片空白,几秒后,总算听出他的“叽里呱啦”,不同于列车员的“叽里呱啦”。我猜他遇到了和我相同的难题。听着他满口的颤舌音,我一时有听音乐的美妙感觉。但我顾不上听他说完,用英语插话道:“对不起,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我不知道这趟车是不是去魏玛的,但我打算上了,我要去魏玛。”叽里呱啦的颤舌音再次响起,见我无奈地摊手摇头,他沮丧地关住话匣。开车铃声响起时,我一咬牙跳上火车。他犹豫数秒,紧跟着也跳了上来。三节车厢都是空的,他偏选择坐在我的前排。通过核对这趟车停靠的几个小站,我已确信这趟车是去魏玛的。火车大约跑了三站,他蓦地站起来,就在他转身要问我的一刹那,他突然停住不动,似乎想起我听不懂他的话,又颓然坐下了。我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帮他,只能希望他在第四站下车时没有弄错。我意识到,这个不会英语、德语的南欧人,穿行德国时遭遇的困难,可能多于我这个讲一口烂英语的亚洲人。

他下站时,车厢里有了一些异响。原来一群年轻的骑车族,个个推着自行车来搭火车。他们摆放车子时,我才注意到三节车厢中有一节很特别,靠近车门装有固定自行车的一排钢架。自行车被钢架囚着,既不会随车晃动,看上去也整齐悦目,更体现出对骑车族的关爱,这是典型的德国思维。他们要是来中国搭火车,要么根本不允许带自行车,要么只好和自行车一起呆在狭窄的通道里。中国火车是不欢迎骑车族的,这种因紧张生发的排他意识,是典型的中国思维。年轻人没完没了的聊天,令我感到释然,我猜想他们一定懂英语。上车前我已经算好,火车到魏玛一共停七站。当火车缓缓驶进第七站,我起身打算下车。没想到,那个热情的大妈列车员正好路过,她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,立刻用一阵马达般轰响的德语,继续把我罩了半分钟,最后见我自始至终一脸茫然,她只得“依依不舍”地放弃,那副遗憾的神情,就像看着一个落水的孩子,对她扔过去的救生圈,爱理不理。下车的人不多,只有区区五人,他们还是排起了整齐的德国队列。我竭力朝窗外打量站牌,觉得有些蹊跷,因为始终没找到“魏玛”两个字。这回我不再敢问中老年人,我把身子转向一个年轻的骑车族,问他此站是不是魏玛。我很高兴他的英语说得比我好,他耐心解释,只有少数车次会多停一站,下站才是魏玛。相较于沿途的小站,魏玛倒有几许大站的气派。远远望见魏玛站牌的一刹那,我内心翻腾不已——是啊,因为最初的写作冲动,都与歌德的作品有关,魏玛早已是我心中的圣地。我到哥廷根才两天,因为网卡不起作用,赴魏玛前我没法做行前功课,兜里连一张魏玛地图都没有。穿过魏玛候车大厅时,我眼睛一亮,转身进了一家小书店。女老板是个中年人,不懂英语,见我用手指着魏玛地图,她热心叫来一个年轻的德国顾客当翻译。问明我想看歌德故居,她马上摊开德语版魏玛地图,详细讲解步行和坐车两条路线。经过十来分钟的讲解,参观路线早已印在我脑际,但为了不枉负她的热心,我依旧打算购买地图。没想到,当我掏出钱包,她却摇起了脑袋,问道:“你记住路线没有?”我点点头:“记住了!”她摊开地图,让我再看一遍,接着说:“记住就不用买了,没必要花这个钱。”见我出于礼貌坚持要买,她又劝道:“要是想留纪念,就买歌德故居的资料,魏玛地图没意思。”她体贴的话语,弄得我不知所措,一时间,她恍若成了替我精打细算的家人。感动之余,我用最好的词来感谢她。当我准备道别,她突然小心翼翼地问:“你是日本人,不是中国人,对吧?”这个问题我不止遇到过一次,不止在德国遇到也在台湾遇到,我最痛恨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。我顿时压着恼火,一字一顿地说:“不,我是中国人!”她歉意又疑惑地问:“是吗?”“当然是!”我撂下这句话,就转身走出了书店,内心真是五味杂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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