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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看点】那些年,记忆中的两位知青老师(散文)

来源:南宁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原创歌词

每个人的一生中,总有许多记忆是抹不去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许多记忆日渐淡出。而有些记忆却越来越深刻,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尤其是那些年少时经历过的“惩罚”性记忆,愈发难以从大脑皮层中剔除。伴随着记忆,那些关联人物的定格,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们就是我的知青老师——胡福孙和吕建伟。

时空逆转,记忆回到了大约33年前。那时的我也就六岁的光景,关于记忆中最早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那一两年。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,为了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,许多热血青年都奔赴祖国的边陲重镇,开荒种地,自力更生。而我的家乡——额济纳旗有着一望无际的戈壁草原,大片大片的土地等待人们来开垦,大批知青地到来,无疑填补了这里人烟稀少的空白。弱水河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随祁连山的雪水、雨水滚滚流淌,一泻千里,注入远方的居延海。河岸两旁的土地,由于天然河床较浅,沿河几十里年年都被淹没,肥沃的土地,在饱饮了弱水河的灌溉后,各类农作物都茁壮成长,绵延几十里,夏天一片碧绿,秋天总是麦浪滚滚,丰收在望。

记得那时村子里来了很多大家称之为“知识青年”的年轻人,都是天津人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讲着地道的天津方言,穿着打扮也与众不同,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更是吸引我的眼球。小时候,我特别“护头”(俗语怕梳头),每次见母亲拿起梳子,准往外跑,为的就是躲避母亲生拉硬拽的梳头。一次,恰逢一位知青姐姐来找母亲借东西,见我龇牙咧嘴的样子,便提出以后由她来梳头,我高兴极了,于是乎往她们宿舍跑,就成了我童年时期每天的“必修课”。被她们梳妆打扮,再也不觉得“痛苦”,相反,那是我每天的向往。而正是和她们的耳濡目染,让我知道了许多自己世界之外的新鲜东西。

转眼我七岁了,比我大的孩子都背起书包进了学校。我却因为年龄不够,不能上学,心中很着急。她们上学意味着我没有玩伴了,所以我特别想上学,至少大家可以在一起玩耍,而且也不用每天哄妹妹。于是,知青姐姐找来了校长,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——胡福孙。他说,可以考考我,看能不能上学。胡老师长得什么样,现在已想不起来了,只记得那个人个子很高,长得比较魁梧,就是不苟言笑,一脸的严肃。他字正腔圆地教了我两个字,分别是“碗(wan)”和“筷(kuai)”,并随手掏出一盒即将抽完的“经济”牌香烟,拆开后,把考我的两个字写在烟盒的背面,叫我第二天再来,如果会读会写了就让我上学。我早已忘记自己当晚是不是勤学苦练了,总之,第二天我就拥有了自己的小课桌。只是我一直很奇怪,为什么胡老师身体那么结实,却从不下地干活,而有的女知青那么瘦弱,也得下地干活。问及母亲,只说胡老师的左手被机器轧断了食指,继而警告我不许向别人打听老师的事。然而,我真的很好奇,轧断就轧断了,有什么了不起的,为什么不能下地干活。同村的葵花她二哥,爬树摔折了胳膊,接歪了,照样下地干活,没见谁照顾他。胡老师一个大男人不劳动,可真娇气!

直到我升入小学二年级,才从二哥和三哥的一次对话中得知了老师的秘密。原来,胡老师刚下乡到我们村的时候,正赶上民兵演习,旗里武装部下乡的干事在演习结束后,被派到胡老师的宿舍里午休。乘人家熟睡的功夫,年轻好奇的胡老师“偷”出了干事腰间的手枪,并到隔壁宿舍吹嘘。那时候,正是革命电影《红灯记》放映的流行时期,里面的一些台词已成为这群热血青年的经典口语。于是右手拿枪,瞄准左手食指的胡老师,抑扬顿错地朗诵了后面的台词:“朝天打一枪,王连举的胳膊受了个伤。”,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胡老师的食指断了一截。虽然村里立即派人护送他到旗医院救治,但那个年代的小县城,医疗技术完全不像今天,无法进行断指再植,只好截指。或许,出于政治的考量,旗知青办的领导要求严肃处理此事,倒霉的干事据说是背了一个处分被“发配”回老家。而胡老师也从那时起,成了我们学校的固定教师,再也不用下地干活。其他老师,即便是女知青,也只是轮流代课而已。

我得知断指“秘密”的第二天,再见胡老师时,就不由得想起那句台词,所以忍俊不止,老看他的手,于是笑个不停。结果,我被罚站听课,还是止不住笑。胡老师一气之下,浓重的天津口音就蹦了出来:“乐?还乐?”我没办法控制住自己,只是停不住地笑。当然,最后的惩罚是我刚刚加入的“红小兵”称号被撤消,才戴了一个星期的红领巾被没收。此后不久,胡老师作为第一批返城知青,于1976年秋天回到了天津,我在他离开的第二年才得以重新加入“红小兵”。也许那是我童年遭遇的第一次“惩罚”,所以,记忆是那样地深刻,以至于女儿加入少先队员,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时候,我还讲了自己的故事。然而,女儿觉得不可思议。

另外一位老师叫吕建伟,他是一个清瘦而结实的人,脸膛又黑又红,篮球打得特棒。每天收工回来,吃过晚饭,男知青们就甩开膀子在篮球场上拼杀一番,而女知青多半是在旁边看热闹,我们这些孩子就钻在人群中“惹事生非”。记得那时,常给我梳头的姐姐总帮吕老师拿外衣。听大人们说,那位姐姐进城后就嫁给了吕老师,所以他们是所有知青中,在额济纳旗呆的时间最长的两个人。据说,我上高中时,他俩才借了“落实政策”的光,夫妻双双把天津还。

当然,对吕老师的记忆如此深刻,还源于他熏得一手好鱼。有一年夏天,据说是弱水河的水涨得太快,一不留神把上游的一个鱼场给冲毁了,大量的“大头鱼”鱼苗随水而下,隔年晾晒的那些闲置麦地就成了天然的鱼塘。于是,家家户户的房檐下都挂满了成串成串的咸鱼干。只是,“大头鱼”太多了,都吃腻了,所以聪明的知青们就自创了很多吃法。其中,最受欢迎的要数吕老师的熏鱼了。他用煤油炉子熏出来的“大头鱼”,特别好吃,即使现在想起来,仍然口水不止。记忆中的那个夏天,每天放学后,我们就跟着吕老师熏鱼,混吃,连家都不回,常常是饱餐之后一到家,就遭母亲的一顿棍棒教训。大概是熏鱼太有诱惑力了,反正记吃不记打,时间久了,家人也奈何不得,只好随我们自由散漫了。

转眼,十年过去了,16岁那年,我进城插班上了初三。第一次上体育课,就觉得老师似曾相识,很像我们点的知青吕建伟。下课一打听,果然是他。原来,那个知青姐姐也在这所中学做校医,再次见到他们,我很高兴。但没上几节课,吕老师就让我在全班学生面前出了一次我终身难忘的“洋相”。

那是一次体育期中考试,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。题不多,也简单,我一会儿就交了卷。实践是800米长跑,对我来说,小菜一碟,轻轻松松达标过关。回到教室,吕老师阅卷并总结,我和同桌在桌下窃窃私语,冷不丁一声提问:“xxx同学,请你回答一下长跑时的呼吸要领?”我受惊一般站起,不假思索道:“把舌尖舔到天花板(硬腭的土语)上,三步一吸,五步一呼。”“那么,请你给大家示范一下?”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吕老师笑着说,“我看你的舌头有多长?能舔到房顶上。”全班学生哄堂大笑,一时间,我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次“惩罚”,记忆深刻。每每想起,总是清晰可见,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

几年以后,当我高中毕业考入卫校求学,和那些方言四起的同学在课堂上竞相回答老师的提问时,普通话的优势使我“出尽风头”。也从那时起,我开始领悟到语言于一个人的重要。而这一切得益于自己从小良好的语言熏陶;得益于那些普普通通的天津“老三届”知青;当他们追随自己的信仰,在这个边陲小镇挥洒青春,耕耘理想时,却不知无意间播撒了多少孩子的语言种子。它改变了额济纳旗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语言基础,时至今日,那儿的人们传承的依然是夹杂着津腔津韵的普通话,而像我这样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,也时常以自己通俗的普通话引以为荣。前些年,我有幸参加了几次市里举办的演讲比赛,先生曾半开玩笑地戏谑:“想不到额济纳旗那么个小地方的人,还能讲得出标准的普通话。”我很郑重地告诉他,那是因为我们在语言形成的关键阶段,拥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教育。所以,我从心底感谢那些曾经带给我童年欢乐,演绎了不同于今天孩子幸福的天津知青。尽管有些记忆是因“惩罚”而变得深刻,但我仍然要感谢两位知青老师——胡福孙和吕建伟。

当二位老师在我脑海里留存了二十多年的记忆,被回忆的列车带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并且清晰地诉说着过去发生的故事时,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为日渐苏醒的意识做一些补偿,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对我说,应当真实地记述他们。于是,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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